芦山县年底前开工项目90个

一个公民因自印材料成书，仅仅因未取得国内省级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即获行政或刑事的处罚，其法理何在？笔者从人权保障与宪法审查之视角，予以评述，敬请大家斧正。

通过三定方案的方式控制政府规模，其优点在于其高度的明确性和便捷的可操作性，但是，三定方案并没有遏制住中国政府扩张的冲动，这与日本定员管理制度的良好实践，形成了颇为鲜明的对比。繁复的行政层级不仅会导致行政效能的衰减，更会直接引发政府规模的急速膨胀。

[20]具体可参见庞欣新：《从 日本经验看澳门特区政府人员编制研究》，载《行政》（澳门）第96期。（4）作为结语，简论在这场优化政府规模的改革中，如何寻找新的改革动力。[18]林明锵 ：《德国公务员制度之最新变革：兼论我国文官制度的危机》，载《台湾大学法学论丛》第40卷第 4期。即便如此，限制国家权力的自由主义要求与强化国家责任的社会民主要求，在这个时代可以是一致的，这就是秦晖先生所阐明的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7]。在1956年至1975年的三次政府机构改革，与政治运动联系颇为紧密，比如和抽调干部上山下乡[31]、发展工农干部、派遣干部进行三线建设[32]等。

（三）日本定员管理制度 在控制政府规模扩张方面，日本实行颇具特色的定员管理制度。改革开放后的七次以政府机构改革，依然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延安时代精兵简政的制度和理念，在制度设计和改革效果上并无太大突破。网络公共空间主要涉及到信息自由和言论自由两种自由权利。

法治作为现代社会最基本的治理方式，具有强大的包容力，也是被广泛认可的文明和现代化表征。当然，双重治理的最终结果都是实现法治中国的愿景和目标。它首先表现为法治对社会的影响，主要是对国家、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的角色和行为的法治化带来的影响。这种功效主要就是民事法律、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中设定的法律责任的落实。

这也体现了网络公共空间治理本身所具有的政治性。刑法规定了诽谤罪，两高解释细化了其中的概念，能够针对公民在网络上的言论表达起到预测、威慑等多重作用，对于公民的网络言论及其表达的入罪有直接意义。

在现实中的操作性如何实现，是否有选择性执法的嫌疑。自由权是指公民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利益进行思维和行动，而不受外来约束、控制和妨碍的权利{7}135。事实上，法律实施或者取得法律实效，都需要有一个过程，这是法治的必经之路。《宪法》第35条有关言论自由的规定、第41条有关监督权的规定和第2条有关民主的规定都能够作为公民参与网络公共空间的依据，也说明了公民基本权利的界限。

司法解释对利用信息网络悱镑他人构成诽谤罪的两个要件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分别予以明确。因此，言论自由就是人民权利的唯一守护神，但须保持在尊敬与热爱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体制这一限度之内。作为政治社会的网络公共空间，走向法治化才能保证其有序和有益。本文并无意于描绘网络公共空间治理法治化的全部内容，而是意在提出了一个大致框架，阐释部分核心问题，包括治理的对象、目标、工具、模式和国家行为边界。

这是治理过程中限制公民言论自由的重要理据。另一方面，执法必然要影响网络公共空间的政治过程意义。

这也是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过程。该标准的建立与完善有待理论和实践进一步的发展。

这个界定的范围是非常宽泛的，包括了国家法中的软法规范、政治组织创制的自律规范和社会共同体创制的自治规范{21}366。那么，软法会不会违反法律的规定呢？理论上不应该这么理解。两高解释具有机会管理意义，并且是运用刑法这一严厉的武器来实现的。它与政治联系紧密，因而是一个典型的政治社会。网络公共空间因而迅速成为了汇集、传递甚至组织民意的场所{11}。作为公民言论及其表达的衡量标准，软法、道德、硬法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也代表着社会不同的容忍底线。

网络提供了一个空间供大家参与和讨论。第三，不同于传统媒体，由于自媒体/新媒体的网络是向所有人开放的，也就无所谓信息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之分，也没有传统模式下的把关人{15}。

这种情况下，国家和社会治理要纳入服务商，它就是治理的对象，也是参与治理的社会主体。信息自由包含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

博客、论坛（天涯）这些传统自媒体平台从未失去过用户关注群体，甚至成为专业、狂热参与者的主要舞台，也因为新媒体和移动技术的发展而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网络公共空间治理的法治化既要保护公民的信息自由和言论自由，也应约束公民的自由权。早期的法律规制集中在网络技术安全，例如1994年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旨在维护国家事务、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等重要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4} 从价值上看，网络公共空间表征民主，也体现了秩序的需求。严格来说，在网络公共空间的治理过程中，软法扮演着最高标准。

这将在下文中继续进行讨论。事实上，国家应当设计出真正的有效的听取网络民意的机制，并积极回应网络民意，这才是治本之策这种治理行为不完全的封闭性也会影响到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和治理的效果。

软法之治的视域或会有助于缓解这种理论上的矛盾。同时，在我国，言论自由的界限显然不同于美国标准。

它本身就是一个沟通理性的平台，是实现公众参与基本路径。网络软法具有非常强的约束力，它的认受性强化模式极大发展了软法理论。

第五部分论述以公民自由权控制国家权力的模式，即以厘定国家的积极义务和消极义务为核心来划定权力边界，这也有助于我们判断国家行为的合宪性。网络公共空间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人虚化为账号，行为表现为言论，影响力来自于信息交换，这些特点决定它可以更依赖软法之治。它是比较典型的国家积极履行义务的形式——当然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举措。受制于软法在司法裁判过程中的地位模糊性，它的作用方式主要不是司法中心主义——尽管也会在司法过程中发挥作用，但主要还是通过相关主体的自愿服从或习惯性服从，以及社会组织的适用以实现其效力{21}374。

尤其是这些社交网络逐渐开发出以专业性和兴趣性为主的论坛或小组，其公共空间的性质就更加显著。（二）何种国家义务 公民自由对应着一定的国家义务，包括积极义务和消极义务。

软法工具的使用体现了法治的辅助性原则，即政治国家对公民社会的横向辅助，公共机构系统内上级对下级的纵向辅助{21}239-240。微信朋友圈较为独特，它相对封闭，但信息流传速度并没有因此降低，反而因为熟人体系而进一步加快。

它正好符合我们建设法治社会的主张，并将法治社会与通过网络的政治过程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全面的治理体系。这些软法的形成是网络公共空间参与者之间的共识，带有强烈的社会领域内自治契约的色彩，因而成员的认可度和接受性更高，更容易获得执法的正当性，缓解成员和平台（服务商）之间的矛盾。